图片:2006中国十大真话

  NO.10 事件: “能到中国工作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公司中层领导的愿望。”韩国LG集团公司的金部长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工作要比在韩国工作轻松许多。”原来,由于韩国的工会制度非常发达,在韩国,金部长经常为工会“”而伤透了脑筋:“我大部分周末休息的时间都花费在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上。”

  NO.10 事件: “能到中国工作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公司中层领导的愿望。”韩国LG集团公司的金部长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工作要比在韩国工作轻松许多。”原来,由于韩国的工会制度非常发达,在韩国,金部长经常为工会“”而伤透了脑筋:“我大部分周末休息的时间都花费在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上。”

  NO.9 事件: 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在科技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科研造假、“跑部钱进”、“科技老板”寄生、专家评议流于形式等科技现象浮出水面。“由于科技工作自身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更加容易发生,更加值得警惕。”甘子钊说。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刘铮、崔清新、顾瑞珍)“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全国政协、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5日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的这席话发人深思。

  甘子钊解释说,科技成果虽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市场需求,但它本身并不直接是产品,多数也不直接进入市场,市场的检验往往比较间接,需要时间。在当前科技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科技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政府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域容易滋长与“权力寻租”相联系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在科技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科研造假、“跑部钱进”、“科技老板”寄生、专家评议流于形式等科技现象浮出水面。

  “由于科技工作自身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更加容易发生,更加值得警惕。”甘子钊说。

  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处理造假者陈进收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院士对此提出疑问:

  陈进曾获得大量科技项目巨额资金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我国科技项目的立项评审存在哪些不尽完善的地方?陈进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验收鉴定和评审是否存在问题?“汉芯”作假大量转移国家资金,是否进行了审计与监督?

  出席专题协商会的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们指出,当前我国科技资源分配和科技评价机制中的弊端,成为科技蔓延的体制性原因。

  “现在政府部门对科技项目的微观行政性管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确定项目乃至项目中的课题、具体运作项目的技术路线、合作伙伴、经费开销等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政府机构,或者是用中介机构名义出现的政府机构手中。有许多问题的根子是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上。”甘子钊分析说。

  黄尚廉建议,要防止政府某些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的权力过于集中,从制度上加强审计监督,制止贪渎行为,从源头上阻止“跑部钱进”不良社会风气,清除“科技老板”寄生阶层,使真正有实力与信誉的单位和人才能够得到国家支持,保证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实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科技评价方面,现在从表面上看,动不动就是专家论证、评估,一个项目甚至要搞好几次,把一些院士、名人请来“签字画押”,可许多流于形式。

  “在专家遴选、评审程序和方式等方面,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够科学、公正合理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额资助,往往更倚重于部门意志、部门之间的或人际的关系等,而不充分依靠专家进行评审。”全国政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直指弊病。

  甘子钊建议,治理科技现象,要进一步深入改革,首先是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和实现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变,是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约束。另一个关键是充分重视科技界同行的群体作用和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刘铮、崔清新、顾瑞珍)“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全国政协、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5日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的这席话发人深思。甘子钊解释说,科技成果虽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市场需求,但它本身并不直接是产品,多数也不直接进入市场,市场的检验往往比较间接,需要时间。在当前科技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科技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政府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域容易滋长与“权力寻租”相联系的现象。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在科技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科研造假、“跑部钱进”、“科技老板”寄生、专家评议流于形式等科技现象浮出水面。“由于科技工作自身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更加容易发生,更加值得警惕。”甘子钊说。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处理造假者陈进收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院士对此提出疑问:陈进曾获得大量科技项目巨额资金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我国科技项目的立项评审存在哪些不尽完善的地方?陈进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验收鉴定和评审是否存在问题?“汉芯”作假大量转移国家资金,是否进行了审计与监督?出席专题协商会的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们指出,当前我国科技资源分配和科技评价机制中的弊端,成为科技蔓延的体制性原因。“现在政府部门对科技项目的微观行政性管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确定项目乃至项目中的课题、具体运作项目的技术路线、合作伙伴、经费开销等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政府机构,或者是用中介机构名义出现的政府机构手中。有许多问题的根子是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上。”甘子钊分析说。黄尚廉建议,要防止政府某些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的权力过于集中,从制度上加强审计监督,制止贪渎行为,从源头上阻止“跑部钱进”不良社会风气,清除“科技老板”寄生阶层,使真正有实力与信誉的单位和人才能够得到国家支持,保证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实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在科技评价方面,现在从表面上看,动不动就是专家论证、评估,一个项目甚至要搞好几次,把一些院士、名人请来“签字画押”,可许多流于形式。“在专家遴选、评审程序和方式等方面,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够科学、公正合理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额资助,往往更倚重于部门意志、部门之间的或人际的关系等,而不充分依靠专家进行评审。”全国政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直指弊病。甘子钊建议,治理科技现象,要进一步深入改革,首先是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和实现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变,是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约束。另一个关键是充分重视科技界同行的群体作用和作用。

  NO.8 事件: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提要] 9月16日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称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多数演讲官员不愿公开姓名和身份。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与一年前首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一样,今年9月1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的政府官员们依然对媒体讳莫如深。 他们一再强调不要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其中一位官员解释:“怕惹麻烦”。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官员还要求主办方把论坛速记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删掉。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去年7月29日,本报独家报道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1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失灵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医疗服务缺乏公平与公正性、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销商、生产厂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城乡居民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公众不满情绪因此不断上升,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决心发起新一轮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国公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殷大奎是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演讲者。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42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 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 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介绍,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殷大奎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 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 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我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我国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50亿至60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说。

  [提要] 9月16日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称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多数演讲官员不愿公开姓名和身份。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与一年前首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一样,今年9月1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的政府官员们依然对媒体讳莫如深。 他们一再强调不要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其中一位官员解释:“怕惹麻烦”。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官员还要求主办方把论坛速记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删掉。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去年7月29日,本报独家报道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1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失灵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医疗服务缺乏公平与公正性、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销商、生产厂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城乡居民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公众不满情绪因此不断上升,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决心发起新一轮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国公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殷大奎是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演讲者。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42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 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 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介绍,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殷大奎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 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 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我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我国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50亿至60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说。

  NO.7 事件: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 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

  NO.6 事件: 前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现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也说出了这句关于中国教育的真话。他还说,“少修几条高速公路,少建几个机场,少建几个城市广场,就把教育投入解决了”。

  NO.4 事件: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月3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45次报告会上称,中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NO.3 事件: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 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 毕业于四川大学1997级无线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攻读硕士,2005年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 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长期过劳酿恶果 于5月28日晚10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5岁的年轻生命就此坠落,悲呼! 沉痛悼念校友,安息! 珍惜生命,慎重加班!——论坛网友 在华为日常的作息习惯是:晚上坐上公司近22点的班车,从坂田基地颠簸到关内的家中,到家时间已超过23点,然后早上7点起床去赶公司的班车上班。 据华为内部的一份记录显示,事件的大致过程是:2006年4月初,连续在公司加班,甚至出现过夜不回家的情况。期间,胡曾经感觉身体有不适反应,但自己没有太在意,仍是继续加班。直到4月11日,胡身上出现水疱皮疹,全身瘙痒,抓破后有液体流出。4月28日,因咳嗽发热被发现后,到深圳北大医院专门设立在华为公司百草园的社康中心就诊。29日又到北大医院就诊,并被诊断为感冒发烧,随即在医院打吊针。5月2日,在北大医院拍完胸片后,又诊断为肺炎,当天到北大医院呼吸科住院。5月8日发现有中枢神经感染,后转入北大医院神经内科,做了各种检查。但却没有找到病原体,病情不断恶化。期间,华为公司请来了北京301医院神经内科的知名专家对进行了会诊。5月14日,华为联系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当天转入广州住院治疗,并且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但是,虽经医方努力,仍未挽救回一个年轻的生命。 “如果不是长期过度劳累,小胡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同学表示,长期超过身体负荷的工作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让他的生命变得危险和脆弱。 今年4月初开始,所在的接入网产品线(原为固网产品线)接入网硬件集成开发部进行一个封闭研发的项目,项目内容被严格保密。 这个项目开始后,开始经常在公司过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早上依旧早起,8点钟吃早饭,9点钟打卡上班。 4月28日,身体极度不适,他请了假去医院就诊,29日,坚持不住了,他几乎整个“五一”长假期间都在医院病床上,而不是公司实验室里度过,后来由于病情过重,转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 四川学子工作勤 这是用生命给我们的一个警示: 活着的人,的确要珍惜工作、感情、生活,可任何事物都抵不过生命的宝贵,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好好地活着!生命赋予我们追求这一切的权利,所以我们也要遵守呵护生命的义务! ——网友sharecheng “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真可惜啊!”昨天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称,“很上进,是个优秀的学生,太可惜了“。记者在一个电子科大的QQ群中与群友交流,获知此事的群友都发出遗憾之辞。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是四川宜宾人,家中独子。25岁的毕业于四川大学1997级无线电系,期间有短暂的工作经历,2002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读硕士。 据了解,小学成绩非常优异,每次数学竞赛他总是第一。高考超线分上了川大。本科毕业后不久,没花太多时间复习,就考上了电子科大的通信系读研。读研期间认识了女友,一位成都女孩。 朋友们叫“星星”,“他以前身体那么好,底子那么厚,我们可以踢一整个下午甚至一整天的足球,这样的身体,在华为工作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垮掉,真的让人很难过。” 的一位朋友说,“星星”在本科毕业时就想到南方闯荡。2005年6月底,他和多位同学一起加盟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据回忆,去年过25岁生日(9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朋友,自己在深圳一切都还好,就是比较辛苦。 酷爱玩球和PS。据记者了解,高二高三的时候,他每周六晚自习后,都要去体育中心先打乒乓球,再打台球,打到十一二点,星期天的下午,则是踢球。2004年欧洲杯,最喜欢的托蒂吃了红牌停赛,他甚至给一个喜欢托蒂的朋友狂发短信互相安慰。 一个的同学回忆说:“2001年我们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时候,约定2006年如果还在一个城市,就一起去看世界杯。他非常喜欢踢球,球技很好,身体也很好,我们本科的时候,常常连续踢五六个小时的足球,晚上还要玩通宵。” “玩游戏很出名”,据的朋友介绍,即便是在考研时,每周末在南门外打PS,“打出了名气,在川大东区打游戏都是排得上号的”。 的朋友用“好兄弟”来形容,“互相穿过对方的衣服甚至交换,在一起花钱从来不分彼此”,这位朋友说,他们甚至知道对方的QQ密码,川bs的帐号和密码,有时候互相用对方ID登论坛。 两周前,5月13日,一位绰号为“母鸡”的朋友结婚,朋友们都在谈论,“星星生了病也不通知兄弟,他总是这样,从来不爱去麻烦别人,打扰别人,静静的做自己的事。” 床垫文化将继续? “想起他年轻的女朋友没有人疼爱,年迈的父母没有人去孝奉,再想起他曾经奔跑、微笑的样子,心里好像堵着一块石头。小胡,你要走好,在天国的某个角落,你要好好地休息,不要再操劳,也没有加班,我们这些兄弟,会为你祝福。” ——的一位同学 “我对有很大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到华为后一直表现很好”,昨日,华为新闻发言人傅军对记者这样概括。 针对加班过劳死一说,傅军表示,是因脑炎去世的,不能认为(与过度劳累)有因果关系。傅军同时表示,加班劳累会降低人的抵挡能力和身体的免疫能力。 傅军透露,在医院住院期间的费用主要由华为垫付,至于外界关注的赔偿问题,傅军称,华为将支付除社保以外的大部分费用,同时还将支付一笔抚恤金。傅军没有说明支付的总金额,但他表示,公司正在研究,并与的家属沟通。 另据了解,事件发生后,华为公司非常重视,特别重申了公司的加班政策:晚上10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不准在公司过夜。 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有一篇著名的总结华为为何成功的文章,他指出,对企业的责任感,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是华为所提倡的企业文化。 他写道,创业中的华为,留下了一个传统,叫做“床垫文化”。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 一位华为的海外工程师表示,从市场人员签第一期单子起,如果你是该项目组的成员,注定要为其精疲力竭,“鞠躬尽瘁”。华为只有靠有价格优势的设备费和较短的工程周期,与爱立信等国际巨头抢市场。 这就造成华为人需要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进行周期短、工作量大的艰苦开拓。 网友:非理性加班是祸首 去世的消息很快发布到网上,除悼念的声音外,大量观点称,的死和他在华为的加班有密切关系,更多说法则指向华为,称“累死”,华为加班制度残酷。 “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还是那句话,我们都相信天堂里再没有加班和劳累,只有幸福和欢乐……”、“天堂里没有加班?”网络上的大量悼词对“胡君的死感到震惊!”“这样加班非理性”。 有网友称,其丈夫也是在华为研发部,现在每天八点去上班,晚上十一点回家,临到睡觉都将近一点了。天天加班,周六周日都不放过。 尽管颇多观点认为华为对的死负有责任,并质疑不合理加班制度,甚至绩效考评和企业文化,但也有个别观点认为,“经常性的加班到夜里2点,已经不能用理性来形容了。”对此观点,接近的人士称,胡愿意加班客观因素是公司的工作压力,主观则是一直很努力。

  NO.2 事件: 2006年到目前为止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是什么?也许当属巴士阿叔那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了。 《巴士阿叔》主要讲述了两位香港乘客在巴士上的一场遭遇。巴士阿叔语出惊人怒吼出了:“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干吗挑衅我?”“没解决,没解决!”

  NO.1 事件:4月19日傍晚,刘辉与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在自家的渔船上玩耍时,妹妹不慎失足跌进河里。面对妹妹的呼救,近在咫尺的刘辉既没有伸出自己的手去拉妹妹一把,也没有及时呼叫大人来施救,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玩耍,任自己的亲妹妹被河水吞噬。事后,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呼救时,刘辉镇静地说出了上面话。

  4月19日傍晚,刘辉与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刘丽在自家的渔船上玩耍,刘丽一不小心失足跌进了河里。“哥哥!”刘丽一边在水中挣扎,一边在呼喊哥哥救命,但这是她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当时妹妹只距哥哥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哥哥伸出他的手,就有可能把妹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即使哥哥没有这个能力,及时呼叫周围的大人,也完全可能把刘丽救上岸来。

  按理说情同手足的兄妹还不至于如此绝情。但哥哥刘辉选择了沉默,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在她奶奶问到妹妹的去向时,他说,“妹妹掉河了”。

  事后,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呼救,不救人时,刘辉镇静地说出了上面的那句话,像一位饱经风霜,阅尽人世的过来人。

  4月19日傍晚,天已经有点黑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看到河中有水花,就疑心是不是有人掉进了河里。她就问刘丽的爷爷:“你家的闺女在不在船上?”爷爷说;“她没在”。妇女说;“河里好像有个人?”爷爷就到岸上去找人,找了几家老乡都说没有见,听说小孩不见了,亲戚和老乡都来了,此时爷爷才想起刚才孙女还在船尾解手呢。后来在刘辉的口中才确信刘丽掉河里了。刘辉的一个亲戚报了警,庙港警务站接警后,指导员、站长带领六七个民警和刘辉的老乡一共出动三艘船,从4月19日傍晚至深夜一直在庙港河里打捞,始终没有发现刘丽的踪影。次日,民警从上午8时开始打捞,到中午仍没有发现女孩,庙港河里前前后后打捞了几十遍了,连船底下都找遍了,河里能打捞到的东西都上了岸,所有的养螃蟹的箱子都上了岸。直到23日早晨,刘丽的尸体浮上了水面。

  刘辉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让这位在世人眼里尚不懂事的他如此绝情?他的家究竟有多苦,让他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

  前几年,刘辉一家从山东来到了庙港,以在太湖上打鱼为生。前段时间,刘辉的父母离了婚,离婚后的母亲不久就改嫁到了山东微山湖,撇下了这一对年幼的孩子。刘辉的父亲在妻子改嫁后常常喝醉酒跟人打架、寻衅,二个月前被处劳动教养一年半。这样,孩子就只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都是将近60岁的人了,没有什么正常的收入,只能靠打鱼挣点小钱,带着一对孙子女艰难度日。今年春节以来,爷爷没有打过几次鱼,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连日常的温饱也成了问题。自从父母离异后,5岁的刘丽常在庙港的大街上玩,没有吃了就在地上捡东西吃,有时在老乡的水果摊上偷点吃。由于生活的艰难,刘丽的奶奶曾想把她送人,没想到小刘丽却这么走了。